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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佟洵
 
道教在东汉末年产生后,就开始在北京地区流传。当时该地区是太平道的传教区域。太平道的领袖是河北巨鹿人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当时北京地区属幽州,太平道影响到这里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由于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很快失败,太平道也逐渐衰微直至最后销声匿迹,在北京地区没有留下什么影响。

北魏(公元420—534年)统一北方后,统治阶级鲜卑族拓跋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消除汉人的反抗,便实行了与汉人同化的政策。一方面,他们声称拓跋氏是黄帝的后裔,对此,《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另一方面,又考虑到道教是汉人的宗教,所奉之神均是汉民族人所崇敬的神,便也开始信奉道教,受道教符箓,表明自己政权是受上天意志建立的。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据称是东汉幽州上谷昌平著姓寇恂第十三世孙的寇谦之受到重用,并开始了他对道教的改革。寇谦之改革后的道教称新天师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十分欣赏,这样,新天师道就成了北魏的国教,因而也在北京地区得到了传播。

唐朝时,唐玄宗李隆基崇奉道教。《资治通鉴》卷216记载:“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选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唐朝全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建有道观,北京地区也不例外。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91年),幽州建立了天长观,位于今北京白云观西,是白云观的前身。据《大唐六典》卷4记载,道观在每年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以及皇帝的诞辰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皇帝的诞辰日称千秋节,又称天长节,所以幽州的道观名天长观。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的第一座道观。

金朝统一北方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北方广大汉族人民觉得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心灵上备受创伤。道教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抚慰汉族人民精神创伤的工具。金朝统治者也需要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采用汉法的过程中,对道教也采取扶植和利用的政策。于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广大汉人居住地区,道教应运而起。

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毗邻幽州的沧州人刘德仁根据《道德经》创立了“大道教”。《元史·释老传》记载:“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这很适合于社会下层民众的需要,因而大道教很快在河北一带流传开来,这当然也包括北京地区。金统治者承认大道教,这又促进了大道教更为广泛的传播。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大道教主刘德仁受到金世宗完颜雍的召见,赐居京师天长观。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金世宗又赐刘德仁“东岳真人”号。

大道教自金初创立后,在金代经历了四代祖师,进入蒙元,内部起了分裂,出现了以天宝宫(在燕京旧城春台坊)为中心的一派,和以玉虚宫(在燕京旧城仙露坊)为中心的另一派。两派的中枢都在燕京,可见燕京是大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

金元时期在北京地区流传的还有太一教。该教由卫州人萧抱珍创立,以道教“太一三元法箓”为人去灾治病,最初在河南一带流传,由于受到金统治者的承认,不久也传播到河北及北京地区。至元代,更由朝廷敕建太一道宫观于京城。据王恽《秋涧集》卷四《大都宛平县京西创建太一集仙观记》:元世祖诏太一道五祖萧居寿至京师,“特建琳宇,敕额太一广福万寿宫,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粮之给,一出内府”。

金朝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王重阳创立的道教全真派,在北京地区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重阳曾收有七大弟子,分别是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王重阳仙逝后,这七大弟子在各地传教,其中就包括冀州和北京地区。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全真道在北京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逐渐为金统治阶级所了解。当时,金世宗已到晚年,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便“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术”(见《玄风庆会录》)。于是,全真道道士开始得以接近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王处一被召到京师,世宗亲问养生之道。第二年,丘处机又被召来京师,在万宁宫西筑庵居住,随时准备皇帝召见问道,又奉命准备万春节醮事。金世宗死后,被召来京的王处一还为世宗设醮求冥福。由于上述这些活动,全真道士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在民间的影响更大了。《元遗山集》卷35记载:“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接受,牢不可破。”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金章宗召见了王处一,赐号“体玄大师”,还赏赐了一所修真观。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金章宗又召见了刘处玄,赏赐观额5个。

公元1219年,金和南宋的统治者都派人迎请丘处机,但是他没有应召。不久,蒙古成吉思汗从西域征战的地方发来邀请,已经70多岁的丘处机,为救民于倒悬,乃欣然率领18个弟子前往。成吉思汗问以长生术,丘处机以全真道的清净无为、敬天爱民、戒杀回答。成吉思汗很满意,尊称丘处机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丘处机在公元1224年东归,住在燕京太极宫,以后,燕京就成了全真道活动的中心。元皇室对全真道非常赏识,不断对全真祖师册封。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崇的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五祖为“真君”,后人称为“北五祖”,又封王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五祖为“帝君”,七真为“七君”,丘处机弟子尹志平等18人为“真人”。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北京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进入了极盛阶段。

自丘处机从西域大雪山返居燕京太极宫后,燕京一直是全真道首脑机关所在地。他的许多弟子皆在燕京及其附近努力建造宫观,遂使这个地区成为全真道宫观和道士最集中的地方。据清《顺天府志》所引元《析津志》、《元一统志》所载,在元初,全真道士就在燕京建道观数十座,如:李守征建固本观,潘德冲建清逸观、宋道安建长生观、宋德方建清都观、王志明建洞神观,王慧舒建静远观、何志邈建兴真观、何守夷建清真观、李志方建真元观、霍志融建崇元观、陈慧端建玉华观、梁慧真建玉真观、陈守玄建冲微观、夏宗道建玄禧观、马天麟建玉清观等。

丘处机于1224年入住太极宫,1227年朝廷有旨将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以表示对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崇敬。(《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丘处机仙逝后,其嗣教弟子尹志平营建一道院于长春宫东侧,名“白云观”,为长春宫附属观宇。1229年藏长春真人之遗蜕于白云观内之处顺堂。《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戊子(1228年)春正月朔,清和(尹志平道号)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四旬而成。”又元·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记载:“长春大宗师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曰‘白云’,为葬事张本也。越明年(1228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师殡于葆光,未安也。吾将卜地白云,构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于是普请其众,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赢粮来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丽,榜之曰‘处顺’。既祥,奉仙骨而葬。”(《甘水仙源录》卷九)正是由于丘祖生前曾演教于此,仙逝后复藏蜕于此,故后世全真龙门派道士尊北京白云观为“祖庭”。

元代在北京地区传播的道教派别还有玄教。玄教创始人为龙虎山道士张留孙。张留孙随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入京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后,即作为天师代表留在大都。不久,张留孙因祈祷、治病有功,获得了世祖的宠信,被敕封为“玄教宗师”,从而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著名道教人物。

玄教的首脑机关是大都崇真万寿宫。玄教大宗师即居住于该宫中。崇真宫是元世祖敕建的。据元·赵孟《上卿真人张留孙碑》所记,张留孙为皇后祷病有验,世祖“乃诏两京(大都、上都)各建上帝祠宇,皆赐名曰崇真之宫,并以居公(张留孙),赐平江、嘉兴田若干顷,大都、昌平栗园若干亩给其用”。元·虞集《河图仙坛之碑》谓崇真宫建于至元十四年。元·熊梦祥《析津志》称崇真宫为天师宫。天师宫盖为俗称。这一名称的由来,一是因为龙虎山正一天师入京朝觐时都住在崇真宫中,二是因为张留孙曾被世祖皇帝封为天师,虽然张留孙固辞未受,但天师的俗称却传开了。据《析津志》载,“天师宫,在艮位鬼户上。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故能匡辅帝王,恢图丕基,乃不易之成规,衍无疆之运祚。”在元代,崇真宫与长春宫齐名,为大都最著名的两座道教宫观。由朝廷主办的大型斋醮活动,不是在长春宫举行,就是在崇真宫举行,或同时在两座宫观中举行。但崇真宫在元末即已呈衰败之相。据《析津志》载,“至顺二年(1331年)七月十九日,奉旨(以天师宫)为翰林国史院,盖为三朝御容在内,岁时以家国礼致祭。而翰林院除修纂、应奉外,至于修理一事又付之有司。今公宇日废,孰肯为己任言于弼阶者乎?”

玄教在大都的另一重要宫观是东岳仁圣宫(俗称东岳庙)。东岳庙至今尚存,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但由于玄教的传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断绝,自明代起,东岳庙便由正一清微派的道士所住持。

据《析津志》载,大都还有一座玄教宫观——西太乙宫。该庙在元大都和义门内近北,系玄教弟子张秋泉所建。张秋泉起初“在天师宫放逸自居”,后受玄教宗师吴全节之命,为太后医病,“符药俱验” “大称懿旨”。张秋泉在建西太乙宫时,四方施助源源而至,“其所建宫观,计年而成”。该宫正殿之正西立祠供奉张留孙和吴全节二位宗师。

据元·虞集《河图仙坛之碑》所载,吴全节曾重修大都太一延福宫,该宫似亦由玄教弟子住持。

明朝建立后,道教仍处于受尊崇的地位。明朝历代帝王几乎都迷恋方术,崇信道士。明成祖自言梦神为其治病,乃在北京建灵济宫。明世宗以道教帝君自居。由于对道教的崇信,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明世宗在太监劝导下,在宫中建醮,事无大小都请于神。由此可以看到道教在北京影响之大,对宫中影响之深。

不仅如此,明朝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道录司,统一管理全国道教事务,使北京成为全国道教管理的中心。道录司属礼部,分全真、正一两派,各设左右正一至两名,左右演法两名,左右至灵两名。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首建立的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族的最高统治者对道教也采取保护政策。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顺治皇帝命全真道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白云观志:昆阳王真人道行碑》)康熙皇帝曾召见自称神仙的王文卿,赐以匾额对联,并召见谢万成、王家营等道士,让他们在西苑炼丹。雍正皇帝也曾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进入宫中为自己看病。这样,在清代,道教在北京地区仍然有着很大影响,既包括宫廷,也包括民间。

进入民国以后,北京地区的道教仍然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1912年,由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明霦发起,来自各地的十八名全真派代表,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道教会的本部机关即设在北京白云观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即以北京白云观为机关驻地。如今,北京白云观已成为联络海内外道教信士的重要纽带和向世人展示道教风貌的重要窗口。

明清以来,白云观和东岳庙,作为道教在北京城的两大宫观,吸引着众多京城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朝拜。特别是两座宫观中举行的庙会,更是盛况非凡。道教文化已与北京民俗文化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2.牟钟鉴、胡孚琛、王葆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

3.王明著:《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史记》、《资治通鉴》、《元史》、《明史》。

5.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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